昨天（11月2日），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一个论坛上再次重申并解释了此前多次提出的“中国经济未来20年平均每年仍有8%的增长潜力”的看法。林毅夫解释称，只要发展中国家合理利用“后发优势”，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是发达国家的二到三倍。

　　从上世纪70年代东亚“四小龙”的经济发展成就惊艳全世界以来，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所谓“后发优势”的学说屡被众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所验证。这个“后发优势”的主要内容，也正如林毅夫解释的那样：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；在这一过程中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拥有“后发优势”，可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成熟的技术，从而将他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。因此，林毅夫断言，“以同样的"后发优势"跟同样的发展轨迹，如果东亚的日本、新加坡、台湾地区和韩国可以维持20年7.6%到9.2%的平均增长速度，我相信中国从潜力来讲应该有20年平均每年8%的增长潜力”。

　　不过，细心的人应该发现，林毅夫此次“断言”，为其所谓“20年平均每年8%”的经济增长加上了前置限制词“从潜力来讲应该”和后缀说明语“增长潜力”。既为“潜力”，其能否转化为现实，当然要取决于诸多其他限制性条件。亦如林毅夫所言，要发挥“后发优势”，就必须把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进行到底，把“双轨制”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消除掉，改善收入结构、收入分配问题，也要解决贪污腐败一系列的问题。此外，要把“潜力”发挥出来，中国需要进一步的金融改革，现在中国金融体系主要是大银行加上股票市场，而这基本上只能为大企业和富人拥有的企业进行融资，构成了一种“穷人补贴富人”的格局，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，且使得收入分配更加不平均。林毅夫并期望，上述这些改革“是十八大以后下一届政府要努力的方向”。

　　其实，即使为“20年平均每年8%”的经济增长加上前置限制词和后缀说明语，中国经济增长的“潜力”究竟为何，也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（见光明网评论员文章 《经济还将高速增长20年，得问环境允许否》）。“后发”国家，的确存在可以省却技术发明和制度探索的努力和时间等“优势”。在此，“先发”国家将其要素市场的范围扩展至全世界，并因为产业升级和转移的原因，无偿或低价向“后发”国家转让生产技术，以资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。而“后发”国家正是凭借这个“优势”，可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。

　　但是，实际上，这种跨越式发展是有条件的。并且，随着经济在短时间内快速增长，经济增长对其他“辅助”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。关键正在于，这些看似为“辅助”性的经济增长条件，如健全的产权制度、公平的市场环境、成熟的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等，却正是“先发”国家经济增长之因，或者说是“先发”国家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基础。“后发”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增长的巨大跨越之后，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把经济增长之“短”迅速暴露无遗。这里的经济增长之“短”，就是“后发”国家的“后发劣势”所在。

　　这些“后发劣势”在中国的部分表现，就如林毅夫上述，市场化改革不彻底、“双轨制”的扭曲、收入结构、收入分配不公平、贪污腐败、金融体系中的“穷人补贴富人”格局……显然，这些“后发劣势”不除，所谓“后发优势”和“潜力”就不具任何意义。